此外，尽管联发科限制厂商在采用自己的芯片后，又去采用联发科对手的产品，但实际上，这种限制不可能完全做到。除了天宇朗通和康佳两个厂商外，联发科的其他合作者也没有只把赌注放在了联发科身上。比如联想移动，其芯片解决方案提供方除了联发科外，还包括展讯、德州仪器、博通(Broadcom)等。波导的采购名单则包括英飞凌、德州仪器和联发科;TCL的是阿尔卡特和联发科。

　　“供应商怎么决定采购方的做法呢?” 一位国产厂商代表明确对本刊表示，尤其是3G来临后，一些美国公司如高通的产品线要比联发科更加完整，届时国内厂商也势必更多考虑国外公司的解决方案。荣秀丽也称，如果未来展讯也有更好的产品，不排除继续合作的可能。

　　“Stay in business”

　　53岁的蔡明介在各种挑战面前并不是个新手。他自言是一个危机感很强的人。和另一位台湾半导体行业的先驱式人物、被当地舆论称为“枭雄”的联电集团董事长曹兴诚相比，蔡明介更加突出的特征是谨慎小心、步步为营。

　　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，而只是“不同阶段有不同需求，必须去学”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是来自孟子的“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”。与此相对应，另一句他也常常提及的话是，管理大师德鲁克的“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of every business is to stay in business”。

　　今年9月，联发科以3.5亿美元收购ADI的手机芯片业务部门，这就可以视为是蔡明介应对联发科产品组合尚不完善风险，以继续“stay in business”的最新举措。收购后，联发科获得了一支近400位经验丰富的员工团队。一方面可以弥补现有产品的不足，以便向高端扩展，打开欧美市场;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能为大陆未来的3G市场做准备——ADI的产品涵盖了WCDMA和TD-SCDMA。

　　收购ADI的手机芯片部门前，联发科所做的大量细致的调查也足以显示蔡的谨慎。在收到投行的收购邀请后，联发科的团队立刻向这几年所有做了海外并购的中国公司——联想、TCL、明基等咨询意见。尤其着重了解明基遇到的工会、成本、跨文化融合等问题。逐一确定自己都能解决后，才发出收购要求。由蔡明介最后拍板决定。在收购完成后，徐至强每个月都有一大半的时间呆在ADI的总部波士顿，处理各种细节问题。

　　事实上，蔡明介十年来在联发科的成功，谨慎小心正是贯穿始终的一个主导原则。1997年，从联电集团分拆出来后，联发科本来有机会为日本一些大厂提供初步芯片方案，但蔡还是先选择了当地的代工厂广明、建兴等做为客户以积累经验。后来台湾芯片设计业整体水平逐步上升，联发科开慢慢将三星和索尼发展为直接客户。到现在，联发科已经是全球光存储芯片领域第一大公司、占据了全球DVD芯片70%的市场份额。

　　在蔡明介认为DVD、光存储领域再难以出现高速增长，从而转向手机芯片领域时，亦并非一步越过，也是仔细盘算、小心求证。2004年，在蔡决定进入内地手机市场后，也没有直接选择手机公司，而是在台湾成立了一家手机设计合资公司达智，从事ODM业务，先做前期观察。随后又和一些所谓白牌的手机生产商合作——这是联发科三年前被称为“黑手机之父”的根源——在占有率达到一定量的时候，才主动寻求和联想、波导、康佳这样的大厂商合作。现在手机芯片业务已经占据了联发科整体业务的50%。

　　多年来，蔡明介和联发科保持如此低调，正是因为在集成电路和芯片设计行业，先推出者会获得高利润回报，而晚到者则有可能全盘皆输。“如果不是为了打对手，联发科不会高调出来。”台湾一位行业观察家对本刊说。但今天已跻身全球前三强的联发科，保持寂寂无名将会越来越困难。更何况，蔡明介对市场的野心尚没有止步。

　　在蔡明介的计划中，下一步除了中国的3G市场外，也期待能和诺基亚、摩托罗拉这样的国际公司合作——毕竟后者加起来占据了全球手机市场80%的份额。与此同时，蔡明介正在瞄准手机之外的市场机会，一如当年从光存储领域跨越到手机市场那样。联发科已经收购总部位于美国加州NuCore公司的数码相机芯片部门。曾经在台湾IT业一蹶不振的扬智，被联发科收购后正激进地切入大陆多媒体播放机(即与iPod竞争的MP3/MP4)市场。“蔡明介的强项之一，可以说是翻修公司，把烂公司变成获利武器。”上述台湾观察家说。

　　头发已经略显花白的蔡明介似乎依然没有退休计划。他最佩服郭台铭的以身作则，事实上他自己也同样如此——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。住地离台北新竹科学园区的总部，也就十五分钟的车程。生活朴实，平时爬爬山就是最大的业余爱好。

　　“我真的退休了，联发科在华人圈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技公司，我的希望就达到了。”蔡明介带着浓浓的台南口音说。(本刊记者倪妮对此文亦有贡献)